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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毛泽东的五次诗词唱和》

南门月  2018-09-11 11:26
斥责“摩登唐吉珂德”

1945年10月初,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应柳亚子的一再求索,将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向来自视甚高,读罢咏雪词而尊毛泽东为词坛“第一国手”。郭沫若看到毛泽东题写在柳亚子纪念册上的墨迹,诗意葱郁,即步原韵吟出和作,抒写“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的忧国忧民之情,并录奉毛泽东。不数日《新民报晚刊》编者辗转获得抄稿,率先在报上发表。一时间各方和作接踵而来,成为一场蔚为可观又别具生面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交锋。郭沫若写出第二首和作,上阕是: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
看今古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
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
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诸多和作中,指责咏雪词有“帝王思想”的不在个别,而《大公报》主笔则以连载数日的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影射咏雪词作者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伍。以主笔标榜的“不党不私”的至公至正,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影响远较一些唱和之作为大。郭沫若奋笔写了《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针锋相对地斥责这是“别有作用的文章,借题发挥,却且借错了题”。

以词论词,郭沫若推崇毛泽东及其词作“气度雍容格调高”,断言攻击咏雪词尽管气势汹汹却是“无损晴朝”。果不其然,待到毛泽东为咏雪词的主题写出“作者自注”时,人民共和国已如东升旭日,光照寰宇。毛泽东写于1958年12月的注文是:“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郭沫若将咏雪词书为扇面。1962年,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到北京,郭沫若将这把折扇赠送给这位通晓中国旧体诗词并与毛泽东有着亲密情谊的革命家和诗人。这可算是为咏雪词添了一则颇有趣味的诗话。

毛泽东的自注也好,郭沫若的全力维护也好,对于人们解读这首影响深远的词,无疑提供了不容忽视的依据。然而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的积淀,尤其是其间还发生了一场称之为“文化”的“大革命”,郭沫若对咏雪词的解读和维护是否还会与作者若合符契呢?

欲与李白同诵“游泳词”

步韵奉和,往往表示唱和者读原作后的感受,也有表现另一题材以抒发别样心境的,这时更多的是体现唱和者对原作所怀的忻慕情感。1957年1月,毛泽东诗词18首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郭沫若对其中的多数作品早能暗诵,但集中诵读这样多的作品还是给诗人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激发出浓郁的诗兴,《试和毛主席韵》三首就这样从胸臆间流泻出来:依《念奴娇·昆仑》原韵,绘状京华北郊小汤山“一脉温泉无色”,讴歌“兵民同享温热”的时代变迁;步《浪淘沙·北戴河》原韵,描写“看溜冰”时的生动场面,抒发65岁的老者“争著先鞭”的壮心;写得最富才气且不露步韵痕迹的是《水调歌头·归途》:

不羡天池鸟,不慕北溟鱼。
瞬息乘风万里,铁翼云中舒。
才到新西比利,已过乌兰巴托,
瀚海览无余。谁谓乾坤大?浑似一沤夫。

高歌倦,雄谈歇,展画图。
长城蓦地眼底,岪郁盘云途。
地上山山横黛,天上人人俯首,
又见昆明湖。锦绣山河好,今朝气象殊。

此后,郭沫若偏爱《水调歌头》的词牌,时有吟咏。1968年2月,久不出京城的郭沫若追忆四年前游采石矶登太白楼感兴,赋《水调歌头》,下阕是:

君打桨,我操舵,同放讴。
有兴何须美酒,何用月当头?
《水调歌头·游泳》,畅好迎风诵去,
传遍亚非欧。宇宙红旗展,胜似大鹏游!

这首词后来引进他晚年最重要的著述《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又不止一次书赠他人,想来颇为自赏。同是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对李白颇多同情的理解。然而要让李白与自己一起来吟诵毛泽东的游泳词,多少有点煞风景。这固然反映出诗人对游泳词的推崇,但也确实是个人崇拜使然。不过还须一提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郭沫若针对青年学子的穿凿附会,在复信中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作了这样的解答:

用上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丰富的幽默感。主席游泳本身便是教训,一定要在字句间去追求,容易失之穿凿。当然,追求也是好事。

想想作答时的时代氛围,全民族处于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的迷乱之中,郭沫若却以“幽默”释之,确乎难能可贵。

“大圣毛”另有所指

1959年之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大多以“反修”为主题。毛郭之间,如果说四、五十年代是毛唱郭和,那末到了六十年代初便是郭唱毛和。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毛泽东读了郭沫若1961年10月25日所作《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于同年11月17日的和作,未依原韵。如果撇开作品的具体指向,两首取材于古典名著《西游记》的作品都不乏人生哲理。郭沫若特别痛恨唐僧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因而竟至于有“千刀当剐”的深痛。毛泽东则以“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的诗句显示出大政治家的谋略。毛泽东后来对英译者说:

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

较之原作,和作更显高明,故郭沫若在次年1月初读到和作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当天即以和作原韵再和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毛泽东接读这首和诗后,在致康生的信中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寓庄于谐,涉笔成趣。

唱和一般须依原韵,郭沫若奉和毛作莫不如此。毛泽东则不然,以意和之,并不拘泥于原韵,想来更多是从写出一篇“反修”的大文章着眼罢。郭沫若纵然以情绪的偏激而遭到领袖的反驳,却也为妙用双关以直接歌颂领袖而罢。文革中北师大学子求教,郭沫若在复信中特意强调“一拔何亏大圣毛”一句中的“‘大圣毛’是有用意的,你们似乎没有看出”。郭沫若读到毛诗中的“今日欢呼孙大圣”,一定是倍感欣幸了。

从“元旦书怀”到“领袖颂”

1963年元旦,毛泽东在《光明日报》上读到郭沫若的《满江红·元旦书怀》。这首词作于中国人民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之际,以饱满的激情讴歌人民及其领袖的“英雄本色”,其中“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曾书为联语奉赠陈毅,足见诗人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敬仰。毛既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讴歌所鼓舞,更因“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的斥责而感发,1月9日写出和作,以苍蝇、蚂蚁与郭词中的桀犬、泥牛呼应,抒写“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必胜气概。

并非巧合,也正是从此时起,毛泽东决定对“现代修正主义”发起“反击”。1962年12月30日凌晨二时,毛泽东致函邓小平,亲自对“批修”檄文作出广播和见报的安排。

在除夕和元旦读到这些“反修”的诗文,毛泽东激起何等的兴会。在短短二个多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接连发表七篇文章,印证了毛泽东在唱和中发出的“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的反击号令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心情。后来相继发表的“九评”就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反修”导致“文革”。1967年元旦正值文革最激荡的时刻,发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墨迹。与往年不同的是:一、由春节提前到元旦,二、由《光明日报》易为《人民日报》,三、没有郭沫若的诠释文章。

自1964年春节起,《光明日报》连续三年在春节这天于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诗词墨迹,同时配发郭沫若的释文。由原唱者来为这首《满江红》写释文就更是顺理成章了。但文革改变了这一惯例。迹近民主人士的郭沫若得到毛泽东的明令保护,但处境亦颇为微妙,无法以为毛词撰写释文来显示“依然文坛泰斗”的荣耀。这年秋天,也正是“西风落叶下长安”的时令,郭沫若将这两首《满江红》书为横幅。颇堪玩味的是,诗人将原题《元旦书怀》易为《领袖颂》,想来是更突出词中“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的意趣吧。写诗自然不免艺术夸张,但以诗人的作派,还是让人与风行一时的“最高指示”产生某种联想。

苦涩的结句

纵然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郭沫若在文革中还是迭遭磨难,凭着对毛泽东的竭诚拥戴,进入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但就在郭沫若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时候,更直接的打击落到这位年逾八旬的耄耋老者身上。

1973年5月,毛泽东提出批林必须结合批孔。在召见江青时,他念了一首类似顺口溜的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8月5日,毛泽东又召见江青,令其手记七律一首: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指着为他排印的大字本《十批判书》说:这是供批判用的。1974年1月下旬,江青以传达毛泽东指示为名,召开中直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两次使郭沫若当众蒙受羞辱。1月31日,周恩来同张春桥一起前往寓所看望郭沫若,并将毛泽东所写七律、柳宗元《封建论》及注释等材料送郭。周恩来表示:不要急于写批判文章。

面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林批孔”,郭沫若不能不有所表示。2月7日,作《七律·春雷》: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肯定秦皇,否定孔子,推崇柳文,贬斥自作,无一不是应对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指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不失为一次唱和。和者是出以衷心还是违心,只有自己知道了。

郭沫若与毛泽东有着近三十年的诗交,竟以这样一次充满惶恐的特殊唱和划上苦涩的句号,真令人歔欷不已。

《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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